列传195 儒林6
《宋史》列传195儒林6
○陈亮郑樵林霆附李道传
陈亮,字同父,婺州永康人。生而目光有芒,为人才气超迈,喜谈兵,论议风生,下笔数千言立就。尝考古人用兵成败之迹,著《酌古论》。郡守周葵得之,相与论难,奇之,曰:“他日国士也。”请为上客。及葵为执政,朝士白事,必指令揖亮,因得交一时豪俊,尽其议论。因授以《中庸》、《大学》,曰:“读此可精性命之说。”遂受而尽心焉。
隆兴初,与金人约和,天下忻然幸得苏息,独亮持不可。婺州方以解头荐,因上《中兴五论》,奏入,不报。已而退修于家,学者多归之,益力学著书者十年。
先是,亮尝圜视钱塘,喟然叹曰:“城可灌尔!”盖以地下于西湖也。至是,当淳熙五年,孝宗即位盖十七年矣。亮更名同,诣阙上书曰:
臣惟中国天地之正气也,天命所钟也,人心所会也,衣冠礼乐所萃也,百代帝王之所相承也。挈中国衣冠礼乐而寓之偏方,虽天命人心犹有所系,然岂以是为可久安而无事也!天地之正气郁遏而久不得骋,必将有所发泄,而天命人心,固非偏方所可久系也。
国家二百年太平之基,三代之所无也;二圣北狩之痛,汉、唐之所未有也。方南渡之初,君臣上下痛心疾首,誓不与之俱生,卒能以奔败之余,而胜百战之敌。及秦桧倡邪议以沮之,忠臣义士斥死南方,而天下之气惰矣。三十年之余,虽西北流寓皆抱孙长息于东南,而君父之大仇一切不复关念,自非海陵送死淮南,亦不知兵戈为何事也。况望其愤故国之耻,而相率以发一矢哉!
丙午、丁未之变,距今尚以为远,而海陵之祸,盖陛下即位之前一年也。独陛下奋不自顾,志于殄灭,而天下之人安然如无事。时方口议腹非,以陛下为喜功名而不恤后患,虽陛下亦不能以崇高之势而独胜之,隐忍以至于今,又十有七年矣。
昔春秋时,君臣父子相戕杀之祸,举一世皆安之。而孔子独以为三纲既绝,则人道遂为禽兽,皇皇奔走,义不能以一朝安。然卒于无所遇,而发其志于《春秋》之书,犹能以惧乱臣贼子。今举一世而忘君父之大仇,此岂人道所可安乎?使学者知学孔子之道,当道陛下以有为,决不沮陛下以苟安也。南师之不出,于今几年矣,岂无一豪杰之能自奋哉?其势必有时而发泄矣。苟国家不能起而承之,必将有承之者矣。不可恃衣冠礼乐之旧,祖宗积累之深,以为天命人心可以安坐而久系也。“皇天无亲,惟德是辅。民心无常,惟惠之怀”。自三代圣人皆知其为甚可畏也。
春秋之末,齐、晋、秦、楚皆衰,吴、越起于小邦,遂伯诸侯。黄池之会,孔子所甚痛也,可以明中国之无人矣。此今世儒者之所未讲也。今金源之植根既久,不可以一举而遂灭;国家之大势未张,不可以一朝而大举。而人情皆便于通和者,劝陛下积财养兵,以待时也。臣以为通和者,所以成上下之苟安,而为妄庸两售之地,宜其为人情之所甚便也。自和好之成十有余年,凡今日之指画方略者,他日将用之以坐筹也;今日之击球射雕者,他日将用之以决胜也。府库充满,无非财也;介胄鲜明,无非兵也。使兵端一开,则其迹败矣。何者?人才以用而见其能否,安坐而能者不足恃也。兵食以用而见其盈虚,安坐而盈者不足恃也。而朝廷方幸一旦之无事,庸愚龌龊之人皆得以守格令、行文书,以奉陛下之使令,而陛下亦幸其易制而无他也。徒使度外之士摈弃而不得骋,日月蹉跎而老将至矣。臣故曰:通和者,所以成上下之苟安,而为妄庸两售之地也。
东晋百年之间,南北未尝通和也,故其臣东西驰骋,多可用之才。今和好一不通,朝野之论常如敌兵之在境,惟恐其不得和也,虽陛下亦不得而不和矣。昔者金人草居野处,往来无常,能使人不知所备,而兵无日不可出也。今也城郭宫室、政教号令,一切不异于中国,点兵聚粮,文移往反,动涉岁月。一方有警,三边骚动,此岂能岁出师以扰我乎?然使朝野常如敌兵之在境,乃国家之福,而英雄所用以争天下之机也,执事者胡为速和以惰其心乎?
晋、楚之战于邲也,栾书以为:“楚自克庸以来,其君无日不讨国人而训之:‘于!民生之不易,祸至之无日,戒惧之不可以怠。’在军,无日不讨军实而申儆之:‘于!胜之不可保,纣之百克而卒无后。’”晋、楚之弭兵于宋也,子罕以为:“兵所以威不轨而昭文德也,圣人以兴,乱人以废,废兴存亡昏明之术,皆兵之由也。而求去之,是以诬道蔽诸侯也。”夫人心之不可惰,兵威之不可废,故虽成、康太平,犹有所谓四征不庭、张皇六师者,此李沆所以深不愿真宗皇帝之与辽和亲也。况南北角立之时,而废兵以惰人心,使之安于忘君父之大仇,而置中国于度外,徒以便妄庸之人,则执事者之失策亦甚矣。陛下何不明大义而慨然与金绝也?
贬损乘舆,却御正殿,痛自克责,誓必复仇,以励群臣,以振天下之气,以动中原之心,虽未出兵,而人心不敢惰矣。东西驰骋,而人才出矣。盈虚相补,而兵食见矣。狂妄之辞不攻而自息,懦庸之夫不却而自退缩矣。当有度外之士起,而惟陛下之所欲用矣。是云合响应之势,而非可安坐所致也。臣请为陛下陈国家立国之本末,而开今日大有为之略;论天下形势之消长,而决今日大有为之机,惟陛下幸听之。
唐自肃、代以后,上失其柄,藩镇自相雄长,擅其土地人民,用其甲兵财赋,官爵惟其所命,而人才亦各尽心于其所事,卒以成君弱臣强、正统数易之祸。艺祖皇帝一兴,而四方次第平定,藩镇拱手以趋约束,使列郡各得自达于京师。以京官权知,三年一易,财归于漕司,而兵各归于郡。朝廷以一纸下郡国,如臂之使指,无有留难。自筦库微职,必命于朝廷,而天下之势一矣。故京师尝宿重兵以为固,而郡国亦各有禁军,无非天子所以自守其地也。兵皆天子之兵,财皆天子之财,官皆天子之官,民皆天子之民,纪纲总摄,法令明备,郡县不得以一事自专也。士以尺度而取,官以资格而进,不求度外之奇才,不慕绝世之隽功。天子蚤夜忧勤于其上,以义理廉耻婴士大夫之心,以仁义公恕厚斯民之生,举天下皆由于规矩准绳之中,而二百年太平之基从此而立。
然契丹遂得以猖狂恣睢,与中国抗衡,俨然为南北两朝,而头目手足浑然无别。微澶渊一战,则中国之势浸微,根本虽厚而不可立矣。故庆历增币之事,富弼以为朝廷之大耻,而终身不敢自论其劳。盖契丹征令,是主上之操也;天子供贡,是臣下之礼也。契丹之所以卒胜中国者,其积有渐也。立国之初,其势固必至此。故我祖宗常严庙堂而尊大臣,宽郡县而重守令。于文法之内,未尝折困天下之富商巨室;于格律之外,有以容奖天下之英伟奇杰,皆所以助立国之势,而为不虞之备也。
庆历诸臣亦尝愤中国之势不振矣,而其大要,则使群臣争进其说,更法易令,而庙堂轻矣;严按察之权,邀功生事,而郡县又轻矣。岂惟于立国之势无所助,又从而朘削之,虽微章得象、陈执中以排沮其事,亦安得而不自沮哉!独其破去旧例,以不次用人,而劝农桑,务宽大,为有合于因革之宜,而其大要已非矣。此所以不能洗契丹平视中国之耻,而卒发神宗皇帝之大愤也。
王安石以正法度之说,首合圣意,而其实则欲籍天下之兵尽归于朝廷,别行教阅以为强也;括郡县之利尽入于朝廷,别行封桩以为富也。青苗之政,惟恐富民之不困也;均输之法,惟恐商贾之不折也。罪无大小,动辄兴狱,而士大夫缄口畏罪矣。西、北两边致使内臣经画,而豪杰耻于为役矣。徒使神宗皇帝见兵财之数既多,锐然南北征伐,卒乖圣意,而天下之势实未尝振也。彼盖不知朝廷立国之势,正患文为之太密,事权之太分,郡县太轻于下而委琐不足恃,兵财太关于上而重迟不易举。祖宗惟用前四者以助其势,而安石竭之不遗余力,不知立国之本末者,真不足以谋国也。元祐、绍圣一反一复,而卒为金人侵侮之资,尚何望其振中国以威四裔哉?
南渡以来,大抵遵祖宗之旧,虽微有因革增损,不足为轻重有无。如赵鼎诸臣,固已不究变通之理,况秦桧尽取而沮毁之,忍耻事仇,饰太平于一隅以为欺,其罪可胜诛哉!陛下愤王业之屈于一隅,励志复仇,不免籍天下之兵以为强,括郡县之利以为富。加惠百姓,而富人无五年之积;不重征税,而大商无巨万之藏,国势日以困竭。臣恐尺籍之兵,府库之财,不足以支一旦之用也。陛下蚤朝晏罢,冀中兴日月之功,而以绳墨取人,以文法涖事;圣断裁制中外,而大臣充位,胥吏坐行条令,而百司逃责,人才日以阘茸。臣恐程文之士,资格之官,不足当度外之用也。艺祖经画天下之大略,太宗已不能尽用,今其遗意,岂无望于陛下也!陛下苟推原其意而行之,可以开社稷数百年之基,而况于复故物乎!不然,维持之具既穷,臣恐祖宗之积累亦不足恃也。陛下试令臣毕陈于前,则今日大有为之略必知所处矣。
夫吴、蜀天地之偏气,钱塘又吴之一隅。当唐之衰,钱镠以闾巷之雄,起王其地,自以不能独立,常朝事中国以为重。及我宋受命,禘尽以其家入京师,而自献其土。故钱塘终始五代,被兵最少,而二百年之间,人物日以繁盛,遂甲于东南。及建炎、绍兴之间,为岳飞所驻之地,当时论者,固已疑其不足以张形势而事恢复矣。秦桧又从而备百司庶府,以讲礼乐于其中,其风俗固已华靡,士大夫又从而治园囿台榭,以乐其生于干戈之余,上下晏安,而钱塘为乐国矣。一隙之地,本不足以容万乘,而镇压且五十年,山川之气盖亦发泄而无余矣。故谷粟、桑麻、丝枲之利,岁耗于一岁,禽兽、鱼鳖、草木之生,日微于一日,而上下不以为异也。公卿将相,大抵多江、浙、闽、蜀之人,而人才亦日以凡下,场屋之士以十万数,而文墨小异,已足以称雄于其间矣。陛下据钱塘已耗之气,用闽、浙日衰之士,而欲鼓东南习安脆弱之众,北向以争中原,臣是以知其难也。
荆、襄之地,在春秋时,楚用以虎视齐、晋,而齐、晋不能屈也。及战国之际,独能与秦争帝。其后三百余年,而光武起于南阳,同时共事,往往多南阳故人。又二百余年,遂为三国交据之地,诸葛亮由此起辅先主,荆楚之士从之如云,而汉氏赖以复存于蜀;周瑜、鲁肃、吕蒙、陆逊、陆抗、邓艾、羊祜皆以其地显名。又百余年,而晋氏南渡,荆、雍常雄于东南,而东南往往倚以为强,梁竟以此代齐。及其气发泄无余,而隋、唐以来,遂为偏方下州。五代之际,高氏独常臣事诸国。本朝二百年之间,降为荒落之邦,北连许、汝,民居稀少,土产卑薄,人才之能通姓名于上国者,如晨星之相望。况至于建炎、绍兴之际,群盗出没于其间,而被祸尤极,以迄于今,虽南北分画交据,往往又置于不足用,民食无所从出,而兵不可由此而进。议者或以为忧,而不知其势之足用也。其地虽要为偏方,然未有偏方之气五六百年而不发泄者,况其东通吴会,西连巴蜀,南极湖湘,北控关洛,左右伸缩,皆足以为进取之机。今诚能开垦其地,洗濯其人,以发泄其气而用之,使足以接关洛之气,则可以争衡于中国矣,是亦形势消长之常数也。
陛下慨然移都建业,百司庶府皆从草创,军国之仪皆从简略,又作行宫于武昌,以示不敢宁居之意。常以江、淮之师为金人侵轶之备,而精择一人之沈鸷有谋、开豁无他者,委以荆、襄之任,宽其文法,听其废置,抚摩振厉于三数年之间,则国家之势成矣。
石晋失卢龙一道,以成开运之祸,盖丙午、丁未岁也。明年,艺祖皇帝始从郭太祖征伐,卒以平定天下。其后契丹以甲辰败于澶渊,而丁未、戊申之间,真宗皇帝东封西祀,以告太平,盖本朝极盛之时也。又六十年,而神宗皇帝实以丁未岁即位,国家之事于此一变矣。又六十年丙午、丁未,遂为靖康之祸。天独启陛下于是年,而又启陛下以北向复仇之志。今者去丙午、丁未,近在十年间矣。天道六十年一变,陛下不可不有以应其变乎?此诚今日大有为之机,不可苟安以玩岁月也。
臣不佞,自少有驱驰四方之志,尝数至行都,人物如林,其论皆不足以起人意,臣是以知陛下大有为之志孤矣。辛卯、壬辰之间,始退而穷天地造化之初,考古今沿革之变,以推极皇帝王伯之道,而得汉、魏、晋、唐长短之由,天人之际昭昭然可考而知也。始悟今世之儒士自以为得正心诚意之学者,皆风痹不知痛痒之人也。举一世安于君父之仇,而方低头拱手以谈性命,不知何者谓之性命乎?陛下接之而不任以事,臣于是服陛下之仁。又悟今世之才臣自以为得富国强兵之术者,皆狂惑以肆叫呼之人也。不以暇时谋究立国之本末,而方扬眉伸气以论富强,不知何者谓之富强乎?陛下察之而不敢尽用,臣于是服陛下之明。陛下厉志复仇足以对天命,笃于仁爱足以结民心,而又仁明足以照临群臣一偏之论,此百代之英主也。今乃委任庸人,笼络小儒,以迁延大有为之岁月,臣不胜愤悱,是以忘其贱而献其愚。陛下诚令臣毕陈于前,岂惟臣区区之愿,将天地之神、祖宗之灵,实与闻之。
书奏,孝宗赫然震动,欲榜朝堂以励群臣,用种放故事,召令上殿,将擢用之。左右大臣莫知所为,惟曾觌知之,将见亮,亮耻之,逾垣而逃。觌以其不诣己,不悦。大臣尤恶其直言无讳,交沮之,乃有都堂审察之命。宰相临以上旨,问所欲言,皆落落不少贬,又不合。
待命十日,再诣阙上书曰:
恭惟皇帝陛下厉志复仇,不肯即安于一隅,是有大功于社稷也。然坐钱塘浮侈之隅以图中原,则非其地;用东南习安之众以行进取,则非其人。财止于府库,则不足以通天下之有无;兵止于尺籍,则不足以兼天下之勇怯。是以迁延之计遂行,而陛下大有为之志乖矣。此臣所以不胜忠愤,斋沐裁书,献之阙下,愿得望见颜色,陈国家立国之本末,而开大有为之略;论天下形势之消长,而决大有为之机,务合于艺祖经画天下之本旨。然待命八日,未有闻焉。臣恐天下豪杰有以测陛下之意向,而云合响应之势不得而成矣。
又上书曰:
臣妄意国家维持之具,至今日而穷,而艺祖皇帝经画天下之大指,犹可恃以长久,苟推原其意而变通之,则恢复不足为矣。然而变通之道有三:有可以迁延数十年之策,有可以为百五六十年之计,有可以复开数百年之基。事势昭然而效见殊绝,非陛下聪明度越百代,决不能一一以听之。臣不敢泄之大臣之前,而大臣拱手称旨以问,臣亦姑取其大体之可言者三事以答之。
其一曰:二圣北狩之痛,盖国家之大耻,而天下之公愤也。五十年之余,虽天下之气销铄颓堕,不复知仇耻之当念,正在主上与二三大臣振作其气,以泄其愤,使人人如报私仇,此《春秋》书卫人杀州吁之意也。
其二曰:国家之规模,使天下奉规矩准绳以从事,群臣救过之不给,而何暇展布四体以求济度外之功哉!
其三曰:艺祖皇帝用天下之士人,以易武臣之任事者,故本朝以儒立国。而儒道之振,独优于前代。今天下之士熟烂委靡,诚可厌恶,正在主上与二三大臣反其道以教之,作其气而养之,使临事不至乏才,随才皆足有用,则立国之规模不至戾艺祖之本旨,而东西驰骋以定祸乱,不必专在武臣也。
臣所以为大臣论者,其略如此。
书既上,帝欲官之,亮笑曰:“吾欲为社稷开数百年之基,宁用以博一官乎!”亟渡江而归。日落魄醉酒,与邑之狂士饮,醉中戏为大言,言涉犯上。一士欲中亮,以其事首刑部。侍郎何澹尝为考试官,黜亮,亮不平,语数侵澹,澹闻而嗛之,即缴状以闻。事下大理,笞掠亮无完肤,诬服为不轨。事闻,孝宗知为亮,尝阴遣左右廉知其事,及奏入取旨,帝曰:“秀才醉后妄言,何罪之有!”划其牍于地,亮遂得免。
居无何,亮家僮杀人于境,适被杀者尝辱亮父次尹,其家疑事由亮。闻于官,笞榜僮,死而复苏者数,不服。又囚亮父于州狱。而属台官论亮情重,下大理。时丞相淮知帝欲生亮,而辛弃疾、罗点素高亮才,援之尤力,复得不死。
亮自以豪侠屡遭大狱,归家益厉志读书,所学益博。其学自孟子后惟推王通,尝曰:“研穷义理之精微,辨析古今之同异,原心于秒忽,较礼于分寸,以积累为工,以涵养为正,睟面盎背,则于诸儒诚有愧焉。至于堂堂之陈,正正之旗,风雨云雷交发而并至,龙蛇虎豹变现而出没,推倒一世之智勇,开拓万古之心胸,自谓差有一日之长。”亮意盖指朱熹、吕祖谦等云。
高宗崩,金遣使来吊,简慢。而光宗由潜邸判临安府,亮感孝宗之知,至金陵视形势,复上疏曰:
有非常之人,然后可以建非常之功。求非常之功,而用常才、出常计、举常事以应之者,不待知者而后知其不济也。秦桧以和误国二十余年,而天下之气索然无余矣。陛下慨然有削平宇内之志,又二十余年,天下之士始知所向,其有功于宗庙社稷者,非臣区区所能诵说其万一也。高宗皇帝春秋既高,陛下不欲大举,惊动慈颜,抑心俯首,以致色养,圣孝之盛,书册之所未有也。今者高宗既已祔庙,天下之英雄豪杰皆仰首以观陛下之举动,陛下其忍使二十年间所以作天下之气者,一旦而复索然乎?
天下不可以坐取也,兵不可以常胜也,驱驰运动又非年高德尊者之所宜也。东宫居曰监国,行曰抚军,陛下何以不于此时而命东宫为抚军大将军,岁巡建业,使之兼统诸司,尽护诸将,置长史、司马以专其劳,而陛下于宅忧之余,运用人才,均调天下,以应无穷之变?此肃宗所以命广平王之故事也。
高宗与金有父兄之仇,生不能以报之,则死必有望于子孙,何忍以升遐之哀告诸仇哉!遗留、报谢,三使继遣,金帛宝货,千两连发。而金人仅以一使,如临小邦,哀祭之辞寂寥简慢,义士仁人痛切心骨,岂以陛下之圣明智勇而能忍之乎!
陛下倘以大义为当正,抚军之言为可行,则当先经理建业而后使临之。纵今岁未为北举之谋,而为经理建康之计,以振动天下而与金绝,陛下之初志亦庶几于少伸矣!陛下试一听臣,用其喜怒哀乐之权鼓动天下。
大略欲激孝宗恢复,而是时孝宗将内禅,不报。由是在廷交怒,以为狂怪。
先是,乡人会宴,末胡椒特置亮羹胾中,盖村俚敬待异礼也。同坐者归而暴死,疑食异味有毒,已入大理。会吕兴、何念四殴吕天济且死,恨曰:“陈上舍使杀我。”县令王恬实其事,台官谕监司选酷吏讯问,无所得,取入大理,众意必死。少卿郑汝谐阅其单辞,大异曰:“此天下奇材也。国家若无罪而杀士,上干天和,下伤国脉矣。”力言于光宗,遂得免。
未几,光宗策进士,问以礼乐刑政之要,亮以君道、师道对,且曰:“臣窃叹陛下之于寿皇莅政二十有八年之间,宁有一政一事之不在圣怀?而问安视寝之余,所以察辞而观色,因此而得彼者其端甚众,亦既得其机要而见诸施行矣。岂徒一月四朝而以为京邑之美观也哉!”时光宗不朝重华宫,群臣更进迭谏,皆不听,得亮策,乃大喜,以为善处父子之间。奏名第三,御笔擢第一。既知为亮,则大喜曰:“朕擢果不谬。”孝宗在南内,宁宗在东宫,闻知皆喜,故赐第告词曰:“尔蚤以艺文首贤能之书,旋以论奏动慈宸之听。亲阅大对,嘉其渊源,擢置举首,殆天留以遗朕也。”授佥书建康府判官厅公事。未至官,一夕,卒。
亮之既第而归也,弟充迎拜于境,相对感泣。亮曰:“使吾他日而贵,泽首逮汝,死之日,各以命服见先人于地下足矣。”闻者悲伤其意。然志存经济,重许可,人人见其肺肝。与人言,必本于君臣父子之义,虽为布衣,荐士恐弗及。家仅中产,畸人寒士衣食之,久不衰。卒之后,吏部侍郎叶适请于朝,命补一子官,非故典也。端平初,谥文毅,更与一子官。
郑樵,字渔仲,兴化军莆田人。好著书,不为文章,自负不下刘向、杨雄。居夹漈山,谢绝人事。久之,乃游名山大川,搜奇访古,遇藏书家,必借留读尽乃去。赵鼎、张浚而下皆器之。初为经旨,礼乐、文字、天文、地理、虫鱼、草木、方书之学,皆有论辨,绍兴十九年上之,诏藏秘府。樵归,益厉所学,从者二百余人。
以侍讲王纶、贺允中荐,得召对,因言班固以来历代为史之非。帝曰:“闻卿名久矣,敷陈古学,自成一家,何相见之晚耶?”授右迪功郎、礼、兵部架阁,以御史叶义问劾之,改监潭州南岳庙,给札归抄所著《通志》。书成,入为枢密院编修官,寻兼摄检详诸房文学。请修金正隆官制,比附中国秩序,因求入秘书省翻阅书籍。未几,又坐言者寝其事。金人之犯边也,樵言岁星分在宋,金主将自毙,后果然。高宗幸建康,命以《通志》进,会病卒,年五十九,学者称夹漈先生。
樵好为考证伦类之学,成书虽多,大抵博学而寡要。平生甘枯淡,乐施与,独切切于仕进,识者以是少之。
同郡林霆,字时隐,擢政和进士第,博学深象数,与樵为金石交。林光朝尝师事之。聚书数千卷,皆自校雠,谓子孙曰:“吾为汝曹获良产矣。”绍兴中,为敕令所删定官,力诋秦桧和议之非,即挂冠去,当世高之。
李道传字贯之,隆州井研人。父舜臣,尝为宗正寺主簿。道传少庄重,稍长,读河南程氏书,玩索义理,至忘寝食,虽处暗室,整襟危坐,肃如也。擢庆元二年进士第,调利州司户参军,徙蓬州教授。
开禧用兵,金人窥散关急,道传以诸司檄计事,道闻吴曦反,痛愤见于形色。遣其客间道持书遗安抚使杨辅,论曦必败,曰:“彼素非雄才,犯顺首乱,人心离怨,因人心而用之,可坐而缚也。诚决此举,不惟内变可定,抑使金知中国有人,稍息窥觊。正使不捷,亦无愧千古矣。”曦党以曦意胁道传,道传以义折之,竟弃官归。曦平,诏以道传抗节不挠,进官二等。
嘉定初,召为太学博士,迁太常博士兼沂王府小学教授。会沂府有母丧,遗表官吏例进秩,道传曰:“有襄事之劳者,推恩可也,吾属何与?”于是皆辞不受。迁秘书郎、著作佐郎,见帝,首言:“忧危之言不闻于朝廷,非治世之象。今民力未裕,民心未固,财用未阜,储蓄未丰,边备未修,将帅未择,风俗未能知义而不偷,人才未能汇进而不乏。而八者之中,复以人才为要。至于人才盛衰,系学术之明晦,今学禁虽除,而未尝明示天下以除之之意。愿下明诏,崇尚正学,取朱熹《论语》、《孟子集注》、《中庸大学章句》、《或问》四书,颁之太学,仍请以周惇颐、邵雍、程颢、程颐、张载五人从祀孔子庙。”时执政有不乐道学者,以语侵道传,道传不为动。兼权考功郎官,迁著作郎。
时薛拯、胡榘等皆以新进用事,贿赂成风,道传言:“今名优儒臣,实取材吏,刻剥残忍、诞谩倾危之人进矣。”遂求补郡,于是出知真州。城圮弗治,道传甓之,筑两石坝以护并江居民,益浚二壕,又堤陈公塘,有警,则决之以为阻,人心始固。除提举江东路常平茶盐公事。初至,即按部劾吏之贪纵者十余人,胥吏为民害者,大黥小逐百余人,释狱之滥系者二百余人,弛负钱一十余万缗。夏大旱,道传应诏言楮币之换,官民如仇;钞法之行,商贾疑怨;赋敛增加,军将推剥,皆切中时病。遂条上荒政,朝廷多从之。与漕臣真德秀振饥,道传分池、宣、徽三州,穷冬行风雪中,虽深村穷谷必至,赖以全活者甚众。摄宣州守,行朱熹社仓法,上饶、新安、南康诸郡翕然应命,人蒙其利。
广德守魏岘劾教官林庠委堂试而任荒政,挟漕臣以凌郡守,且言真德秀轻视朝廷,自专掠美,乞远之。道传上疏力辨,岘坐免。会胡榘为吏部侍郎,荐道传自代。引疾乞去,不许。召令奏事,再辞,又不许,遂入对。上自宫掖,次及朝廷,以至侍从、台谏阙失,尽言无所讳,帝不以为忤。除兵部郎官,辞未就。监察御史李楠觇当路指意,乞授以节镇蜀,遂出知果州。至九江,得疾卒,年四十八,诏特转一官致仕,谥文节。
道传自蜀来东南,虽不及登朱熹之门,而访求所尝从学者与讲习,尽得遗书读之。笃于践履,气节卓然。于经史未有论著,曰:“学未至,不敢。”于诗文未尝苟作,曰:“学未至,不暇。”一日以疾谒告,真德秀造焉,卧榻屏间,大书“唤起截断”四字,知其用功慎独如此。居官以惠利为本,振荒遗爱江东,人久而思焉。
三子:达可、当可、献可。献可为心传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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○陈亮郑樵林霆附李道传
陈亮,字同父,婺州永康人。生而目光有芒,为人才气超迈,喜谈兵,论议风生,下笔数千言立就。尝考古人用兵成败之迹,著《酌古论》。郡守周葵得之,相与论难,奇之,曰:“他日国士也。”请为上客。及葵为执政,朝士白事,必指令揖亮,因得交一时豪俊,尽其议论。因授以《中庸》、《大学》,曰:“读此可精性命之说。”遂受而尽心焉。
隆兴初,与金人约和,天下忻然幸得苏息,独亮持不可。婺州方以解头荐,因上《中兴五论》,奏入,不报。已而退修于家,学者多归之,益力学著书者十年。
先是,亮尝圜视钱塘,喟然叹曰:“城可灌尔!”盖以地下于西湖也。至是,当淳熙五年,孝宗即位盖十七年矣。亮更名同,诣阙上书曰:
臣惟中国天地之正气也,天命所钟也,人心所会也,衣冠礼乐所萃也,百代帝王之所相承也。挈中国衣冠礼乐而寓之偏方,虽天命人心犹有所系,然岂以是为可久安而无事也!天地之正气郁遏而久不得骋,必将有所发泄,而天命人心,固非偏方所可久系也。
国家二百年太平之基,三代之所无也;二圣北狩之痛,汉、唐之所未有也。方南渡之初,君臣上下痛心疾首,誓不与之俱生,卒能以奔败之余,而胜百战之敌。及秦桧倡邪议以沮之,忠臣义士斥死南方,而天下之气惰矣。三十年之余,虽西北流寓皆抱孙长息于东南,而君父之大仇一切不复关念,自非海陵送死淮南,亦不知兵戈为何事也。况望其愤故国之耻,而相率以发一矢哉!
丙午、丁未之变,距今尚以为远,而海陵之祸,盖陛下即位之前一年也。独陛下奋不自顾,志于殄灭,而天下之人安然如无事。时方口议腹非,以陛下为喜功名而不恤后患,虽陛下亦不能以崇高之势而独胜之,隐忍以至于今,又十有七年矣。
昔春秋时,君臣父子相戕杀之祸,举一世皆安之。而孔子独以为三纲既绝,则人道遂为禽兽,皇皇奔走,义不能以一朝安。然卒于无所遇,而发其志于《春秋》之书,犹能以惧乱臣贼子。今举一世而忘君父之大仇,此岂人道所可安乎?使学者知学孔子之道,当道陛下以有为,决不沮陛下以苟安也。南师之不出,于今几年矣,岂无一豪杰之能自奋哉?其势必有时而发泄矣。苟国家不能起而承之,必将有承之者矣。不可恃衣冠礼乐之旧,祖宗积累之深,以为天命人心可以安坐而久系也。“皇天无亲,惟德是辅。民心无常,惟惠之怀”。自三代圣人皆知其为甚可畏也。
春秋之末,齐、晋、秦、楚皆衰,吴、越起于小邦,遂伯诸侯。黄池之会,孔子所甚痛也,可以明中国之无人矣。此今世儒者之所未讲也。今金源之植根既久,不可以一举而遂灭;国家之大势未张,不可以一朝而大举。而人情皆便于通和者,劝陛下积财养兵,以待时也。臣以为通和者,所以成上下之苟安,而为妄庸两售之地,宜其为人情之所甚便也。自和好之成十有余年,凡今日之指画方略者,他日将用之以坐筹也;今日之击球射雕者,他日将用之以决胜也。府库充满,无非财也;介胄鲜明,无非兵也。使兵端一开,则其迹败矣。何者?人才以用而见其能否,安坐而能者不足恃也。兵食以用而见其盈虚,安坐而盈者不足恃也。而朝廷方幸一旦之无事,庸愚龌龊之人皆得以守格令、行文书,以奉陛下之使令,而陛下亦幸其易制而无他也。徒使度外之士摈弃而不得骋,日月蹉跎而老将至矣。臣故曰:通和者,所以成上下之苟安,而为妄庸两售之地也。
东晋百年之间,南北未尝通和也,故其臣东西驰骋,多可用之才。今和好一不通,朝野之论常如敌兵之在境,惟恐其不得和也,虽陛下亦不得而不和矣。昔者金人草居野处,往来无常,能使人不知所备,而兵无日不可出也。今也城郭宫室、政教号令,一切不异于中国,点兵聚粮,文移往反,动涉岁月。一方有警,三边骚动,此岂能岁出师以扰我乎?然使朝野常如敌兵之在境,乃国家之福,而英雄所用以争天下之机也,执事者胡为速和以惰其心乎?
晋、楚之战于邲也,栾书以为:“楚自克庸以来,其君无日不讨国人而训之:‘于!民生之不易,祸至之无日,戒惧之不可以怠。’在军,无日不讨军实而申儆之:‘于!胜之不可保,纣之百克而卒无后。’”晋、楚之弭兵于宋也,子罕以为:“兵所以威不轨而昭文德也,圣人以兴,乱人以废,废兴存亡昏明之术,皆兵之由也。而求去之,是以诬道蔽诸侯也。”夫人心之不可惰,兵威之不可废,故虽成、康太平,犹有所谓四征不庭、张皇六师者,此李沆所以深不愿真宗皇帝之与辽和亲也。况南北角立之时,而废兵以惰人心,使之安于忘君父之大仇,而置中国于度外,徒以便妄庸之人,则执事者之失策亦甚矣。陛下何不明大义而慨然与金绝也?
贬损乘舆,却御正殿,痛自克责,誓必复仇,以励群臣,以振天下之气,以动中原之心,虽未出兵,而人心不敢惰矣。东西驰骋,而人才出矣。盈虚相补,而兵食见矣。狂妄之辞不攻而自息,懦庸之夫不却而自退缩矣。当有度外之士起,而惟陛下之所欲用矣。是云合响应之势,而非可安坐所致也。臣请为陛下陈国家立国之本末,而开今日大有为之略;论天下形势之消长,而决今日大有为之机,惟陛下幸听之。
唐自肃、代以后,上失其柄,藩镇自相雄长,擅其土地人民,用其甲兵财赋,官爵惟其所命,而人才亦各尽心于其所事,卒以成君弱臣强、正统数易之祸。艺祖皇帝一兴,而四方次第平定,藩镇拱手以趋约束,使列郡各得自达于京师。以京官权知,三年一易,财归于漕司,而兵各归于郡。朝廷以一纸下郡国,如臂之使指,无有留难。自筦库微职,必命于朝廷,而天下之势一矣。故京师尝宿重兵以为固,而郡国亦各有禁军,无非天子所以自守其地也。兵皆天子之兵,财皆天子之财,官皆天子之官,民皆天子之民,纪纲总摄,法令明备,郡县不得以一事自专也。士以尺度而取,官以资格而进,不求度外之奇才,不慕绝世之隽功。天子蚤夜忧勤于其上,以义理廉耻婴士大夫之心,以仁义公恕厚斯民之生,举天下皆由于规矩准绳之中,而二百年太平之基从此而立。
然契丹遂得以猖狂恣睢,与中国抗衡,俨然为南北两朝,而头目手足浑然无别。微澶渊一战,则中国之势浸微,根本虽厚而不可立矣。故庆历增币之事,富弼以为朝廷之大耻,而终身不敢自论其劳。盖契丹征令,是主上之操也;天子供贡,是臣下之礼也。契丹之所以卒胜中国者,其积有渐也。立国之初,其势固必至此。故我祖宗常严庙堂而尊大臣,宽郡县而重守令。于文法之内,未尝折困天下之富商巨室;于格律之外,有以容奖天下之英伟奇杰,皆所以助立国之势,而为不虞之备也。
庆历诸臣亦尝愤中国之势不振矣,而其大要,则使群臣争进其说,更法易令,而庙堂轻矣;严按察之权,邀功生事,而郡县又轻矣。岂惟于立国之势无所助,又从而朘削之,虽微章得象、陈执中以排沮其事,亦安得而不自沮哉!独其破去旧例,以不次用人,而劝农桑,务宽大,为有合于因革之宜,而其大要已非矣。此所以不能洗契丹平视中国之耻,而卒发神宗皇帝之大愤也。
王安石以正法度之说,首合圣意,而其实则欲籍天下之兵尽归于朝廷,别行教阅以为强也;括郡县之利尽入于朝廷,别行封桩以为富也。青苗之政,惟恐富民之不困也;均输之法,惟恐商贾之不折也。罪无大小,动辄兴狱,而士大夫缄口畏罪矣。西、北两边致使内臣经画,而豪杰耻于为役矣。徒使神宗皇帝见兵财之数既多,锐然南北征伐,卒乖圣意,而天下之势实未尝振也。彼盖不知朝廷立国之势,正患文为之太密,事权之太分,郡县太轻于下而委琐不足恃,兵财太关于上而重迟不易举。祖宗惟用前四者以助其势,而安石竭之不遗余力,不知立国之本末者,真不足以谋国也。元祐、绍圣一反一复,而卒为金人侵侮之资,尚何望其振中国以威四裔哉?
南渡以来,大抵遵祖宗之旧,虽微有因革增损,不足为轻重有无。如赵鼎诸臣,固已不究变通之理,况秦桧尽取而沮毁之,忍耻事仇,饰太平于一隅以为欺,其罪可胜诛哉!陛下愤王业之屈于一隅,励志复仇,不免籍天下之兵以为强,括郡县之利以为富。加惠百姓,而富人无五年之积;不重征税,而大商无巨万之藏,国势日以困竭。臣恐尺籍之兵,府库之财,不足以支一旦之用也。陛下蚤朝晏罢,冀中兴日月之功,而以绳墨取人,以文法涖事;圣断裁制中外,而大臣充位,胥吏坐行条令,而百司逃责,人才日以阘茸。臣恐程文之士,资格之官,不足当度外之用也。艺祖经画天下之大略,太宗已不能尽用,今其遗意,岂无望于陛下也!陛下苟推原其意而行之,可以开社稷数百年之基,而况于复故物乎!不然,维持之具既穷,臣恐祖宗之积累亦不足恃也。陛下试令臣毕陈于前,则今日大有为之略必知所处矣。
夫吴、蜀天地之偏气,钱塘又吴之一隅。当唐之衰,钱镠以闾巷之雄,起王其地,自以不能独立,常朝事中国以为重。及我宋受命,禘尽以其家入京师,而自献其土。故钱塘终始五代,被兵最少,而二百年之间,人物日以繁盛,遂甲于东南。及建炎、绍兴之间,为岳飞所驻之地,当时论者,固已疑其不足以张形势而事恢复矣。秦桧又从而备百司庶府,以讲礼乐于其中,其风俗固已华靡,士大夫又从而治园囿台榭,以乐其生于干戈之余,上下晏安,而钱塘为乐国矣。一隙之地,本不足以容万乘,而镇压且五十年,山川之气盖亦发泄而无余矣。故谷粟、桑麻、丝枲之利,岁耗于一岁,禽兽、鱼鳖、草木之生,日微于一日,而上下不以为异也。公卿将相,大抵多江、浙、闽、蜀之人,而人才亦日以凡下,场屋之士以十万数,而文墨小异,已足以称雄于其间矣。陛下据钱塘已耗之气,用闽、浙日衰之士,而欲鼓东南习安脆弱之众,北向以争中原,臣是以知其难也。
荆、襄之地,在春秋时,楚用以虎视齐、晋,而齐、晋不能屈也。及战国之际,独能与秦争帝。其后三百余年,而光武起于南阳,同时共事,往往多南阳故人。又二百余年,遂为三国交据之地,诸葛亮由此起辅先主,荆楚之士从之如云,而汉氏赖以复存于蜀;周瑜、鲁肃、吕蒙、陆逊、陆抗、邓艾、羊祜皆以其地显名。又百余年,而晋氏南渡,荆、雍常雄于东南,而东南往往倚以为强,梁竟以此代齐。及其气发泄无余,而隋、唐以来,遂为偏方下州。五代之际,高氏独常臣事诸国。本朝二百年之间,降为荒落之邦,北连许、汝,民居稀少,土产卑薄,人才之能通姓名于上国者,如晨星之相望。况至于建炎、绍兴之际,群盗出没于其间,而被祸尤极,以迄于今,虽南北分画交据,往往又置于不足用,民食无所从出,而兵不可由此而进。议者或以为忧,而不知其势之足用也。其地虽要为偏方,然未有偏方之气五六百年而不发泄者,况其东通吴会,西连巴蜀,南极湖湘,北控关洛,左右伸缩,皆足以为进取之机。今诚能开垦其地,洗濯其人,以发泄其气而用之,使足以接关洛之气,则可以争衡于中国矣,是亦形势消长之常数也。
陛下慨然移都建业,百司庶府皆从草创,军国之仪皆从简略,又作行宫于武昌,以示不敢宁居之意。常以江、淮之师为金人侵轶之备,而精择一人之沈鸷有谋、开豁无他者,委以荆、襄之任,宽其文法,听其废置,抚摩振厉于三数年之间,则国家之势成矣。
石晋失卢龙一道,以成开运之祸,盖丙午、丁未岁也。明年,艺祖皇帝始从郭太祖征伐,卒以平定天下。其后契丹以甲辰败于澶渊,而丁未、戊申之间,真宗皇帝东封西祀,以告太平,盖本朝极盛之时也。又六十年,而神宗皇帝实以丁未岁即位,国家之事于此一变矣。又六十年丙午、丁未,遂为靖康之祸。天独启陛下于是年,而又启陛下以北向复仇之志。今者去丙午、丁未,近在十年间矣。天道六十年一变,陛下不可不有以应其变乎?此诚今日大有为之机,不可苟安以玩岁月也。
臣不佞,自少有驱驰四方之志,尝数至行都,人物如林,其论皆不足以起人意,臣是以知陛下大有为之志孤矣。辛卯、壬辰之间,始退而穷天地造化之初,考古今沿革之变,以推极皇帝王伯之道,而得汉、魏、晋、唐长短之由,天人之际昭昭然可考而知也。始悟今世之儒士自以为得正心诚意之学者,皆风痹不知痛痒之人也。举一世安于君父之仇,而方低头拱手以谈性命,不知何者谓之性命乎?陛下接之而不任以事,臣于是服陛下之仁。又悟今世之才臣自以为得富国强兵之术者,皆狂惑以肆叫呼之人也。不以暇时谋究立国之本末,而方扬眉伸气以论富强,不知何者谓之富强乎?陛下察之而不敢尽用,臣于是服陛下之明。陛下厉志复仇足以对天命,笃于仁爱足以结民心,而又仁明足以照临群臣一偏之论,此百代之英主也。今乃委任庸人,笼络小儒,以迁延大有为之岁月,臣不胜愤悱,是以忘其贱而献其愚。陛下诚令臣毕陈于前,岂惟臣区区之愿,将天地之神、祖宗之灵,实与闻之。
书奏,孝宗赫然震动,欲榜朝堂以励群臣,用种放故事,召令上殿,将擢用之。左右大臣莫知所为,惟曾觌知之,将见亮,亮耻之,逾垣而逃。觌以其不诣己,不悦。大臣尤恶其直言无讳,交沮之,乃有都堂审察之命。宰相临以上旨,问所欲言,皆落落不少贬,又不合。
待命十日,再诣阙上书曰:
恭惟皇帝陛下厉志复仇,不肯即安于一隅,是有大功于社稷也。然坐钱塘浮侈之隅以图中原,则非其地;用东南习安之众以行进取,则非其人。财止于府库,则不足以通天下之有无;兵止于尺籍,则不足以兼天下之勇怯。是以迁延之计遂行,而陛下大有为之志乖矣。此臣所以不胜忠愤,斋沐裁书,献之阙下,愿得望见颜色,陈国家立国之本末,而开大有为之略;论天下形势之消长,而决大有为之机,务合于艺祖经画天下之本旨。然待命八日,未有闻焉。臣恐天下豪杰有以测陛下之意向,而云合响应之势不得而成矣。
又上书曰:
臣妄意国家维持之具,至今日而穷,而艺祖皇帝经画天下之大指,犹可恃以长久,苟推原其意而变通之,则恢复不足为矣。然而变通之道有三:有可以迁延数十年之策,有可以为百五六十年之计,有可以复开数百年之基。事势昭然而效见殊绝,非陛下聪明度越百代,决不能一一以听之。臣不敢泄之大臣之前,而大臣拱手称旨以问,臣亦姑取其大体之可言者三事以答之。
其一曰:二圣北狩之痛,盖国家之大耻,而天下之公愤也。五十年之余,虽天下之气销铄颓堕,不复知仇耻之当念,正在主上与二三大臣振作其气,以泄其愤,使人人如报私仇,此《春秋》书卫人杀州吁之意也。
其二曰:国家之规模,使天下奉规矩准绳以从事,群臣救过之不给,而何暇展布四体以求济度外之功哉!
其三曰:艺祖皇帝用天下之士人,以易武臣之任事者,故本朝以儒立国。而儒道之振,独优于前代。今天下之士熟烂委靡,诚可厌恶,正在主上与二三大臣反其道以教之,作其气而养之,使临事不至乏才,随才皆足有用,则立国之规模不至戾艺祖之本旨,而东西驰骋以定祸乱,不必专在武臣也。
臣所以为大臣论者,其略如此。
书既上,帝欲官之,亮笑曰:“吾欲为社稷开数百年之基,宁用以博一官乎!”亟渡江而归。日落魄醉酒,与邑之狂士饮,醉中戏为大言,言涉犯上。一士欲中亮,以其事首刑部。侍郎何澹尝为考试官,黜亮,亮不平,语数侵澹,澹闻而嗛之,即缴状以闻。事下大理,笞掠亮无完肤,诬服为不轨。事闻,孝宗知为亮,尝阴遣左右廉知其事,及奏入取旨,帝曰:“秀才醉后妄言,何罪之有!”划其牍于地,亮遂得免。
居无何,亮家僮杀人于境,适被杀者尝辱亮父次尹,其家疑事由亮。闻于官,笞榜僮,死而复苏者数,不服。又囚亮父于州狱。而属台官论亮情重,下大理。时丞相淮知帝欲生亮,而辛弃疾、罗点素高亮才,援之尤力,复得不死。
亮自以豪侠屡遭大狱,归家益厉志读书,所学益博。其学自孟子后惟推王通,尝曰:“研穷义理之精微,辨析古今之同异,原心于秒忽,较礼于分寸,以积累为工,以涵养为正,睟面盎背,则于诸儒诚有愧焉。至于堂堂之陈,正正之旗,风雨云雷交发而并至,龙蛇虎豹变现而出没,推倒一世之智勇,开拓万古之心胸,自谓差有一日之长。”亮意盖指朱熹、吕祖谦等云。
高宗崩,金遣使来吊,简慢。而光宗由潜邸判临安府,亮感孝宗之知,至金陵视形势,复上疏曰:
有非常之人,然后可以建非常之功。求非常之功,而用常才、出常计、举常事以应之者,不待知者而后知其不济也。秦桧以和误国二十余年,而天下之气索然无余矣。陛下慨然有削平宇内之志,又二十余年,天下之士始知所向,其有功于宗庙社稷者,非臣区区所能诵说其万一也。高宗皇帝春秋既高,陛下不欲大举,惊动慈颜,抑心俯首,以致色养,圣孝之盛,书册之所未有也。今者高宗既已祔庙,天下之英雄豪杰皆仰首以观陛下之举动,陛下其忍使二十年间所以作天下之气者,一旦而复索然乎?
天下不可以坐取也,兵不可以常胜也,驱驰运动又非年高德尊者之所宜也。东宫居曰监国,行曰抚军,陛下何以不于此时而命东宫为抚军大将军,岁巡建业,使之兼统诸司,尽护诸将,置长史、司马以专其劳,而陛下于宅忧之余,运用人才,均调天下,以应无穷之变?此肃宗所以命广平王之故事也。
高宗与金有父兄之仇,生不能以报之,则死必有望于子孙,何忍以升遐之哀告诸仇哉!遗留、报谢,三使继遣,金帛宝货,千两连发。而金人仅以一使,如临小邦,哀祭之辞寂寥简慢,义士仁人痛切心骨,岂以陛下之圣明智勇而能忍之乎!
陛下倘以大义为当正,抚军之言为可行,则当先经理建业而后使临之。纵今岁未为北举之谋,而为经理建康之计,以振动天下而与金绝,陛下之初志亦庶几于少伸矣!陛下试一听臣,用其喜怒哀乐之权鼓动天下。
大略欲激孝宗恢复,而是时孝宗将内禅,不报。由是在廷交怒,以为狂怪。
先是,乡人会宴,末胡椒特置亮羹胾中,盖村俚敬待异礼也。同坐者归而暴死,疑食异味有毒,已入大理。会吕兴、何念四殴吕天济且死,恨曰:“陈上舍使杀我。”县令王恬实其事,台官谕监司选酷吏讯问,无所得,取入大理,众意必死。少卿郑汝谐阅其单辞,大异曰:“此天下奇材也。国家若无罪而杀士,上干天和,下伤国脉矣。”力言于光宗,遂得免。
未几,光宗策进士,问以礼乐刑政之要,亮以君道、师道对,且曰:“臣窃叹陛下之于寿皇莅政二十有八年之间,宁有一政一事之不在圣怀?而问安视寝之余,所以察辞而观色,因此而得彼者其端甚众,亦既得其机要而见诸施行矣。岂徒一月四朝而以为京邑之美观也哉!”时光宗不朝重华宫,群臣更进迭谏,皆不听,得亮策,乃大喜,以为善处父子之间。奏名第三,御笔擢第一。既知为亮,则大喜曰:“朕擢果不谬。”孝宗在南内,宁宗在东宫,闻知皆喜,故赐第告词曰:“尔蚤以艺文首贤能之书,旋以论奏动慈宸之听。亲阅大对,嘉其渊源,擢置举首,殆天留以遗朕也。”授佥书建康府判官厅公事。未至官,一夕,卒。
亮之既第而归也,弟充迎拜于境,相对感泣。亮曰:“使吾他日而贵,泽首逮汝,死之日,各以命服见先人于地下足矣。”闻者悲伤其意。然志存经济,重许可,人人见其肺肝。与人言,必本于君臣父子之义,虽为布衣,荐士恐弗及。家仅中产,畸人寒士衣食之,久不衰。卒之后,吏部侍郎叶适请于朝,命补一子官,非故典也。端平初,谥文毅,更与一子官。
郑樵,字渔仲,兴化军莆田人。好著书,不为文章,自负不下刘向、杨雄。居夹漈山,谢绝人事。久之,乃游名山大川,搜奇访古,遇藏书家,必借留读尽乃去。赵鼎、张浚而下皆器之。初为经旨,礼乐、文字、天文、地理、虫鱼、草木、方书之学,皆有论辨,绍兴十九年上之,诏藏秘府。樵归,益厉所学,从者二百余人。
以侍讲王纶、贺允中荐,得召对,因言班固以来历代为史之非。帝曰:“闻卿名久矣,敷陈古学,自成一家,何相见之晚耶?”授右迪功郎、礼、兵部架阁,以御史叶义问劾之,改监潭州南岳庙,给札归抄所著《通志》。书成,入为枢密院编修官,寻兼摄检详诸房文学。请修金正隆官制,比附中国秩序,因求入秘书省翻阅书籍。未几,又坐言者寝其事。金人之犯边也,樵言岁星分在宋,金主将自毙,后果然。高宗幸建康,命以《通志》进,会病卒,年五十九,学者称夹漈先生。
樵好为考证伦类之学,成书虽多,大抵博学而寡要。平生甘枯淡,乐施与,独切切于仕进,识者以是少之。
同郡林霆,字时隐,擢政和进士第,博学深象数,与樵为金石交。林光朝尝师事之。聚书数千卷,皆自校雠,谓子孙曰:“吾为汝曹获良产矣。”绍兴中,为敕令所删定官,力诋秦桧和议之非,即挂冠去,当世高之。
李道传字贯之,隆州井研人。父舜臣,尝为宗正寺主簿。道传少庄重,稍长,读河南程氏书,玩索义理,至忘寝食,虽处暗室,整襟危坐,肃如也。擢庆元二年进士第,调利州司户参军,徙蓬州教授。
开禧用兵,金人窥散关急,道传以诸司檄计事,道闻吴曦反,痛愤见于形色。遣其客间道持书遗安抚使杨辅,论曦必败,曰:“彼素非雄才,犯顺首乱,人心离怨,因人心而用之,可坐而缚也。诚决此举,不惟内变可定,抑使金知中国有人,稍息窥觊。正使不捷,亦无愧千古矣。”曦党以曦意胁道传,道传以义折之,竟弃官归。曦平,诏以道传抗节不挠,进官二等。
嘉定初,召为太学博士,迁太常博士兼沂王府小学教授。会沂府有母丧,遗表官吏例进秩,道传曰:“有襄事之劳者,推恩可也,吾属何与?”于是皆辞不受。迁秘书郎、著作佐郎,见帝,首言:“忧危之言不闻于朝廷,非治世之象。今民力未裕,民心未固,财用未阜,储蓄未丰,边备未修,将帅未择,风俗未能知义而不偷,人才未能汇进而不乏。而八者之中,复以人才为要。至于人才盛衰,系学术之明晦,今学禁虽除,而未尝明示天下以除之之意。愿下明诏,崇尚正学,取朱熹《论语》、《孟子集注》、《中庸大学章句》、《或问》四书,颁之太学,仍请以周惇颐、邵雍、程颢、程颐、张载五人从祀孔子庙。”时执政有不乐道学者,以语侵道传,道传不为动。兼权考功郎官,迁著作郎。
时薛拯、胡榘等皆以新进用事,贿赂成风,道传言:“今名优儒臣,实取材吏,刻剥残忍、诞谩倾危之人进矣。”遂求补郡,于是出知真州。城圮弗治,道传甓之,筑两石坝以护并江居民,益浚二壕,又堤陈公塘,有警,则决之以为阻,人心始固。除提举江东路常平茶盐公事。初至,即按部劾吏之贪纵者十余人,胥吏为民害者,大黥小逐百余人,释狱之滥系者二百余人,弛负钱一十余万缗。夏大旱,道传应诏言楮币之换,官民如仇;钞法之行,商贾疑怨;赋敛增加,军将推剥,皆切中时病。遂条上荒政,朝廷多从之。与漕臣真德秀振饥,道传分池、宣、徽三州,穷冬行风雪中,虽深村穷谷必至,赖以全活者甚众。摄宣州守,行朱熹社仓法,上饶、新安、南康诸郡翕然应命,人蒙其利。
广德守魏岘劾教官林庠委堂试而任荒政,挟漕臣以凌郡守,且言真德秀轻视朝廷,自专掠美,乞远之。道传上疏力辨,岘坐免。会胡榘为吏部侍郎,荐道传自代。引疾乞去,不许。召令奏事,再辞,又不许,遂入对。上自宫掖,次及朝廷,以至侍从、台谏阙失,尽言无所讳,帝不以为忤。除兵部郎官,辞未就。监察御史李楠觇当路指意,乞授以节镇蜀,遂出知果州。至九江,得疾卒,年四十八,诏特转一官致仕,谥文节。
道传自蜀来东南,虽不及登朱熹之门,而访求所尝从学者与讲习,尽得遗书读之。笃于践履,气节卓然。于经史未有论著,曰:“学未至,不敢。”于诗文未尝苟作,曰:“学未至,不暇。”一日以疾谒告,真德秀造焉,卧榻屏间,大书“唤起截断”四字,知其用功慎独如此。居官以惠利为本,振荒遗爱江东,人久而思焉。
三子:达可、当可、献可。献可为心传后。
分类:书名:作者:脱脱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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