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十四章 走!义乌发财去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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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又回到了义乌,但没有“我胡汉三又回来了”的那种兴奋感。我不能背着良心说我喜欢这里,我只是来这里圆个梦,为梦而来。来到这个说不上喜欢也说不上讨厌的城市,但愿能收获一个喜欢的梦回去。
我清楚自己短时间之内不会离开这里了,我不再是个匆匆的过客,下一站离我太远,远得我无能为力。我有孩子有父母,但我回不了家,我不能给所有的亲人添堵。
“既来之,则安之,好好干,兄弟!是大有希望的。”我经常如此这般自言自语。
我去了红楼宾馆前的劳务市场,一天、两天、三天,没有结果。这次我不急,我不是从前那个急于工作、急于想拿工资回家的人了。我有了新的起点,一个高起点。早一天上班与晚几天上班,对我而言已然不重要了。
一人吃饱,家不饿。我急什么?
那时的义乌劳务市场只有一类人最吃香,不是手握文凭的人才,而是掌握一门技术的技工。每家工厂的情况大抵都相同:产品不愁销,管理能凑合不误生产就成,愁的就是技术做不出产品来。所有人的力量都使在了生产上,赶产量,抢客户,抢市场。凡是从广东那边来的技术工,在哪个行业都很抢手,有个七八成手艺在手的都是大师傅了,工资尽管开虎口,这个厂子不要,别的厂子抢着跑。
有人可能不相信我的话,以为我在胡扯,那我就举几个例子来。
浪dfn.99lib?/dfn莎集团的董事长翁荣金、总裁翁荣弟,早先就是从广东进袜子到义乌市场上来批发;还有新光集团的董事长周晓光,也是从广东进货到义乌市场上来批发。当时货是供不应求,为了满足客户的需求,1995年,周晓光创办了新光饰品公司;同年,翁氏三兄弟创办了浪莎针织有限公司。这只是义乌成百上千企业中的两个例子。
他们都回忆说,在广州进货的日子里,千里迢迢为了拿到预定的货,必须使出吃奶的劲儿挤上南下的火车,可见当时货源的紧张。他们都在经销时期建立起了自己的国性批发网络。接下来,水到渠成,自己办厂,依托义乌小商品市场把产品销出去。
义乌后来稍有规模的企业如雨后春笋,都是在这前后纷纷上马,或大或小,真枪实弹干起来的。面对这么多新兴工厂,技术力量当然成了重中之重,而早于义乌开放的老大哥广东,无疑成了为义乌这个小弟源源不断地培养、输送技术人才的基地。
而我的尴尬是,我有张假文凭,但我没有技术,人家根本看不上我。我就如其他有文凭的人一样成了“鸡肋”,可有可无。那时有文凭的人都往上海、苏南跑。回到小旅馆后,我想了想,觉得这样不行,我得学学那些工厂,反客为主,主动出击。
我写了一份简历,大概意思有两条:一是我有国营企业主管的经验(当然是假的);二是我懂设计,如平面广告与包装设计(这点儿倒是真的,这是我的爱好,所有与美术有关的我都喜欢)。写完后,我又用毛笔工工整整地抄写了一份,我是当件书法作品来写的,目的当然是为了吸引工厂主的眼球,算是卖弄一下自己。这种卖弄很有必要,能更快地将自己推销出去。
我手上拿着这张纸在劳务市场来回走动,以吸引某些var../var工厂主的注意。效果还是很明显的,果真有个与我年龄相仿的年轻人注意到了我。他看了看我手上的白纸黑字,问我:“懂包装设计?”
我点点头,表示他说得对。
“还懂工厂管理?”他又问,“大学毕业生?”
我又点了点头。
“说一下的工资要求。”他也点了点头后说。
“一千二。”我脱口而出,这个数字在我大脑中已经存了有些日子,根本不用想。
“一千二高了点儿,一千如何?要是同意就跟我走。”那人说话倒是很爽快。
“一千的话就不能扣伙食费了。”我在讨价还价。我觉得这是个机会,但也不能离自己要求的太远。
“行,跟我走吧,我车在那边。”他思索了一下说。
“我的行李还在百姓旅馆,麻烦的车从前面绕一下,我取下行李可以不?”
“没问题。”
这个人就是我的新老板,真名就不提了,以免惹来不必要的麻烦,我就随便给他取个名字叫“付成”好了。
我的老板付成,一个初中都没念几天的人,办厂前还是个混子。其实这厂子也不是他办的,是他父亲办的。他父亲我们后来都习惯性称他“付老师”。
从称呼就可以看出,这是个老师,一名退休了的小学老师。
付老师生了一男一女,女儿倒是争气,上了中专,读的是财会专业,毕业后在市某行政部门上班。可这儿子就是个混混,整天不务正业。付老师看这样混下去不行,得替儿子搞个行当,否则到时媳妇都娶不上,于是就有了这个厂。
付老师说,办这个厂子自己吃了不少苦。当初什么也不懂,看别人做小玩具他也跟着做。自己不懂就到处找,从别的厂子挖来个懂技术的师傅,带着几个工人做。那时的产品太好卖了,供不应求,根本不愁卖不出去,就是愁做不出来。
付老师这样轻松地描述说:白天从市场上买回材料,一晚上就让工人赶出来,第二天早上送到市场上给摊主,然后又买材料回来做,是现钱。本加利,资金积累得很快,工人很快由五个变成十个,由十个变成五十个,头一年就赚了五十来万;第二年就更厉害了,赚了三百来万;第三年,也就是我去的那年,就已经有了千万资产。机器设备也由最简单的切边、缝制等原始的变成注塑机。看过注塑机的人都知道,这种机器一台就要十万元左右。我去厂子里时,他们光注塑机就已经有二十几台了,后来还陆陆续续添了好多台。
当时,按这种规模,在义乌已经不算是小厂了,比那些手工作坊的工厂已经强很多。这付老师毕竟有文化,还比别人早行一步,注册了商标。
我进了厂子后被安排当付老师的助手,没有具体分工,一切行动听老头子安排,他让干什么就干什么,比如整理仓库呀,打扫厂子里卫生啊。后来我看这样下去不行,这简直就是把我当勤杂工使用嘛。我便想不能光听这老头子的,得自己给自己找活干。于是,我就给老头子讲大道理,照本宣科,讲企业的管理制度。
老头听我说得也对,就让我着手细拟每个车间的车间管理制度。这样我才抽身远离了勤杂工的活,整天坐在办公室里忙碌起来,从书上抄抄摘摘地整理各种制度,整理完后又用毛笔以蝇头小楷抄在大纸上,最后装在相框里挂到各个车间的墙上。
付老师看我整理出了各种各样的制度,又见我写得一手好字,一点儿都不怀疑我的大学生身份。我自打进厂以来,从来没有人问我要过毕业证书看,他们潜意识里对这个文凭根本不关心。他们只关心好不好用,有无可用之处,好用就留,不好用就让走。
其实这种事一点儿都不难理解。因为当时大多数义乌工厂老板,并不是把工厂当企业来办,而是当挣钱的一种营生手段,能挣多少算多少。就像那些乡下的手艺人,做完东西就拿到街市上去赶集,卖完回家再做,想法很简单。
对于我这么一个不能给他们带来直接经济效益的人来说,大多时候只是个摆设,代表厂里有这么一个大学毕业生在,也是一种文化需求。他们并不真的明白什么叫企业文化,什么又叫企业管理,更多的精力放在车间师傅身上,每天产量是多少,每个产品工价是多少,产品如何仿造得更好……诸如此类很实际的问题。现在想想,我觉得他们当初做得很对,抓住了最核心的东西,才能以最大的能量最快的速度产生效益。
当然,这是指二〇〇〇年前的义乌工厂,二〇〇〇年后,工厂主们也见多识广了,开始陆续思索工厂与企业的经营、管理模式以及企业未来的发展方向。
付成与我倒是还有些投缘,他说他招我来是让我设计包装的,也没考虑厂子里每月的包装设计就那么几次,好在我还能搞搞管理制度。
付成第一次让我设计内盒包装时,我与他还吵了一次架。可能就是那次的争吵让付成觉得我还像个爷们吧,与一般的打工者不同,所以从那以后他也没把我当成打工仔看待了,我们的关系越处越好。
那时的包装设计是手工画的,画完后bbr/abbr交给纸盒厂,再由纸盒厂拿到印刷厂去做图印刷。
我参照厂里以前的包装画完后就交给付成,他便拿到纸盒厂去了。傍晚的时候,付成打电话回来朝我大喊大叫,问我纸盒上的那几个英文是什么意思,我说是“义乌制造”。付成就怒了,大骂说:“懂个屁啊,还义乌制造,想搞什么?”
我已经不是一年前的那个我了,已经没有后顾之忧,已经放下一切,胆大妄为了,所以我也朝他吼:“不是‘义乌制造’难道还是‘上海制造’?”
付成见我这样不肯认错还与他顶嘴,就更火了,当时就在电话中让我第二天滚蛋!
后来我才知道,那句英文正确的写法是“中国制造”。当时的我哪儿知道这个。
第二天,我没上班,睡到早上九点多才起床。我准备等付老师来上班时我去讨讨工资,讨多少算多少,然后自己收拾行李准备走人。没想到,付成差人来叫我了,说是中午有个外贸公司的客人要过来,让我去陪一下,他有事必须立马外出。就这样,我没被开除,留了下来。
付成有次看到了我手腕上的刺青cite../cite,他问:“大学生也可以刺这个?”我以为他看出了我是假冒的大学生,于是脸一红不知说什么好。没想到接下来付成说:“太难看了,们读书人弄这个不行,没我的好看。”说完付成脱去上衣,露出他手臂上的刺青来,是只张着血盆大口的老虎,很有气势。
我连忙说:“不错!不错!”一方面我是拍马屁,另一方面确实也不错,画工与刺工都很到位。正在看时,付老师走了过来,付成赶紧穿上衣服拍了拍我的肩膀走了。
再后来,付成带我去他一个朋友那里,让我重新刺一个。我没同意,我都后悔自己手腕上这个刺青了,怎么会再刺。在十年前的中国,刺青简直就是“流氓”与“阿飞”的形象标贴,我骨子里没有当流氓的想法,所以对手腕上的刺青一直很后悔。
发第一个月工资时,我买了一只BP机,买完后赶紧给家里写了一封信,告诉父母双亲我的BP机号码,让他们有事呼我。令我没想到的是,不久之后,村里居然通上了电话。父亲是村长,两个孩子又出门在外,所以父亲没加考虑就带头装了一部电话机。
虽说在厂子里我的工资没有师傅高,但已经高出普工一截,而且天天没有什么正事可干,要么在办公室看报纸,要么去车间瞎转,厂就我一个闲人,也没人管我。
我想,可能真是把我当做大学生,当个储备人才。即使这样,我还是不能满足,因为我想要的是发财,不是安稳地活着。我算了算,我这么干下去一年也攒不到几个钱,要与金子复婚还是很困难的事儿。所以,我就有了新的想法,一直在寻找新的机会。当时我还是不清楚自己到底靠什么机遇来发财,只是想发财,想碰到机遇发财。现在想想,当时的想法太不成熟了。
人可怕与可贵之处都是“有想法”。有了想法就能做出各种各样出格或是出人头地的事情来,有想法总能遇到一些不是机会的机会,放纵自己跃跃欲试。这一天,不久之后就来到了我的身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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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又回到了义乌,但没有“我胡汉三又回来了”的那种兴奋感。我不能背着良心说我喜欢这里,我只是来这里圆个梦,为梦而来。来到这个说不上喜欢也说不上讨厌的城市,但愿能收获一个喜欢的梦回去。
我清楚自己短时间之内不会离开这里了,我不再是个匆匆的过客,下一站离我太远,远得我无能为力。我有孩子有父母,但我回不了家,我不能给所有的亲人添堵。
“既来之,则安之,好好干,兄弟!是大有希望的。”我经常如此这般自言自语。
我去了红楼宾馆前的劳务市场,一天、两天、三天,没有结果。这次我不急,我不是从前那个急于工作、急于想拿工资回家的人了。我有了新的起点,一个高起点。早一天上班与晚几天上班,对我而言已然不重要了。
一人吃饱,家不饿。我急什么?
那时的义乌劳务市场只有一类人最吃香,不是手握文凭的人才,而是掌握一门技术的技工。每家工厂的情况大抵都相同:产品不愁销,管理能凑合不误生产就成,愁的就是技术做不出产品来。所有人的力量都使在了生产上,赶产量,抢客户,抢市场。凡是从广东那边来的技术工,在哪个行业都很抢手,有个七八成手艺在手的都是大师傅了,工资尽管开虎口,这个厂子不要,别的厂子抢着跑。
有人可能不相信我的话,以为我在胡扯,那我就举几个例子来。
浪dfn.99lib?/dfn莎集团的董事长翁荣金、总裁翁荣弟,早先就是从广东进袜子到义乌市场上来批发;还有新光集团的董事长周晓光,也是从广东进货到义乌市场上来批发。当时货是供不应求,为了满足客户的需求,1995年,周晓光创办了新光饰品公司;同年,翁氏三兄弟创办了浪莎针织有限公司。这只是义乌成百上千企业中的两个例子。
他们都回忆说,在广州进货的日子里,千里迢迢为了拿到预定的货,必须使出吃奶的劲儿挤上南下的火车,可见当时货源的紧张。他们都在经销时期建立起了自己的国性批发网络。接下来,水到渠成,自己办厂,依托义乌小商品市场把产品销出去。
义乌后来稍有规模的企业如雨后春笋,都是在这前后纷纷上马,或大或小,真枪实弹干起来的。面对这么多新兴工厂,技术力量当然成了重中之重,而早于义乌开放的老大哥广东,无疑成了为义乌这个小弟源源不断地培养、输送技术人才的基地。
而我的尴尬是,我有张假文凭,但我没有技术,人家根本看不上我。我就如其他有文凭的人一样成了“鸡肋”,可有可无。那时有文凭的人都往上海、苏南跑。回到小旅馆后,我想了想,觉得这样不行,我得学学那些工厂,反客为主,主动出击。
我写了一份简历,大概意思有两条:一是我有国营企业主管的经验(当然是假的);二是我懂设计,如平面广告与包装设计(这点儿倒是真的,这是我的爱好,所有与美术有关的我都喜欢)。写完后,我又用毛笔工工整整地抄写了一份,我是当件书法作品来写的,目的当然是为了吸引工厂主的眼球,算是卖弄一下自己。这种卖弄很有必要,能更快地将自己推销出去。
我手上拿着这张纸在劳务市场来回走动,以吸引某些var../var工厂主的注意。效果还是很明显的,果真有个与我年龄相仿的年轻人注意到了我。他看了看我手上的白纸黑字,问我:“懂包装设计?”
我点点头,表示他说得对。
“还懂工厂管理?”他又问,“大学毕业生?”
我又点了点头。
“说一下的工资要求。”他也点了点头后说。
“一千二。”我脱口而出,这个数字在我大脑中已经存了有些日子,根本不用想。
“一千二高了点儿,一千如何?要是同意就跟我走。”那人说话倒是很爽快。
“一千的话就不能扣伙食费了。”我在讨价还价。我觉得这是个机会,但也不能离自己要求的太远。
“行,跟我走吧,我车在那边。”他思索了一下说。
“我的行李还在百姓旅馆,麻烦的车从前面绕一下,我取下行李可以不?”
“没问题。”
这个人就是我的新老板,真名就不提了,以免惹来不必要的麻烦,我就随便给他取个名字叫“付成”好了。
我的老板付成,一个初中都没念几天的人,办厂前还是个混子。其实这厂子也不是他办的,是他父亲办的。他父亲我们后来都习惯性称他“付老师”。
从称呼就可以看出,这是个老师,一名退休了的小学老师。
付老师生了一男一女,女儿倒是争气,上了中专,读的是财会专业,毕业后在市某行政部门上班。可这儿子就是个混混,整天不务正业。付老师看这样混下去不行,得替儿子搞个行当,否则到时媳妇都娶不上,于是就有了这个厂。
付老师说,办这个厂子自己吃了不少苦。当初什么也不懂,看别人做小玩具他也跟着做。自己不懂就到处找,从别的厂子挖来个懂技术的师傅,带着几个工人做。那时的产品太好卖了,供不应求,根本不愁卖不出去,就是愁做不出来。
付老师这样轻松地描述说:白天从市场上买回材料,一晚上就让工人赶出来,第二天早上送到市场上给摊主,然后又买材料回来做,是现钱。本加利,资金积累得很快,工人很快由五个变成十个,由十个变成五十个,头一年就赚了五十来万;第二年就更厉害了,赚了三百来万;第三年,也就是我去的那年,就已经有了千万资产。机器设备也由最简单的切边、缝制等原始的变成注塑机。看过注塑机的人都知道,这种机器一台就要十万元左右。我去厂子里时,他们光注塑机就已经有二十几台了,后来还陆陆续续添了好多台。
当时,按这种规模,在义乌已经不算是小厂了,比那些手工作坊的工厂已经强很多。这付老师毕竟有文化,还比别人早行一步,注册了商标。
我进了厂子后被安排当付老师的助手,没有具体分工,一切行动听老头子安排,他让干什么就干什么,比如整理仓库呀,打扫厂子里卫生啊。后来我看这样下去不行,这简直就是把我当勤杂工使用嘛。我便想不能光听这老头子的,得自己给自己找活干。于是,我就给老头子讲大道理,照本宣科,讲企业的管理制度。
老头听我说得也对,就让我着手细拟每个车间的车间管理制度。这样我才抽身远离了勤杂工的活,整天坐在办公室里忙碌起来,从书上抄抄摘摘地整理各种制度,整理完后又用毛笔以蝇头小楷抄在大纸上,最后装在相框里挂到各个车间的墙上。
付老师看我整理出了各种各样的制度,又见我写得一手好字,一点儿都不怀疑我的大学生身份。我自打进厂以来,从来没有人问我要过毕业证书看,他们潜意识里对这个文凭根本不关心。他们只关心好不好用,有无可用之处,好用就留,不好用就让走。
其实这种事一点儿都不难理解。因为当时大多数义乌工厂老板,并不是把工厂当企业来办,而是当挣钱的一种营生手段,能挣多少算多少。就像那些乡下的手艺人,做完东西就拿到街市上去赶集,卖完回家再做,想法很简单。
对于我这么一个不能给他们带来直接经济效益的人来说,大多时候只是个摆设,代表厂里有这么一个大学毕业生在,也是一种文化需求。他们并不真的明白什么叫企业文化,什么又叫企业管理,更多的精力放在车间师傅身上,每天产量是多少,每个产品工价是多少,产品如何仿造得更好……诸如此类很实际的问题。现在想想,我觉得他们当初做得很对,抓住了最核心的东西,才能以最大的能量最快的速度产生效益。
当然,这是指二〇〇〇年前的义乌工厂,二〇〇〇年后,工厂主们也见多识广了,开始陆续思索工厂与企业的经营、管理模式以及企业未来的发展方向。
付成与我倒是还有些投缘,他说他招我来是让我设计包装的,也没考虑厂子里每月的包装设计就那么几次,好在我还能搞搞管理制度。
付成第一次让我设计内盒包装时,我与他还吵了一次架。可能就是那次的争吵让付成觉得我还像个爷们吧,与一般的打工者不同,所以从那以后他也没把我当成打工仔看待了,我们的关系越处越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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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已经不是一年前的那个我了,已经没有后顾之忧,已经放下一切,胆大妄为了,所以我也朝他吼:“不是‘义乌制造’难道还是‘上海制造’?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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付成有次看到了我手腕上的刺青cite../cite,他问:“大学生也可以刺这个?”我以为他看出了我是假冒的大学生,于是脸一红不知说什么好。没想到接下来付成说:“太难看了,们读书人弄这个不行,没我的好看。”说完付成脱去上衣,露出他手臂上的刺青来,是只张着血盆大口的老虎,很有气势。
我连忙说:“不错!不错!”一方面我是拍马屁,另一方面确实也不错,画工与刺工都很到位。正在看时,付老师走了过来,付成赶紧穿上衣服拍了拍我的肩膀走了。
再后来,付成带我去他一个朋友那里,让我重新刺一个。我没同意,我都后悔自己手腕上这个刺青了,怎么会再刺。在十年前的中国,刺青简直就是“流氓”与“阿飞”的形象标贴,我骨子里没有当流氓的想法,所以对手腕上的刺青一直很后悔。
发第一个月工资时,我买了一只BP机,买完后赶紧给家里写了一封信,告诉父母双亲我的BP机号码,让他们有事呼我。令我没想到的是,不久之后,村里居然通上了电话。父亲是村长,两个孩子又出门在外,所以父亲没加考虑就带头装了一部电话机。
虽说在厂子里我的工资没有师傅高,但已经高出普工一截,而且天天没有什么正事可干,要么在办公室看报纸,要么去车间瞎转,厂就我一个闲人,也没人管我。
我想,可能真是把我当做大学生,当个储备人才。即使这样,我还是不能满足,因为我想要的是发财,不是安稳地活着。我算了算,我这么干下去一年也攒不到几个钱,要与金子复婚还是很困难的事儿。所以,我就有了新的想法,一直在寻找新的机会。当时我还是不清楚自己到底靠什么机遇来发财,只是想发财,想碰到机遇发财。现在想想,当时的想法太不成熟了。
人可怕与可贵之处都是“有想法”。有了想法就能做出各种各样出格或是出人头地的事情来,有想法总能遇到一些不是机会的机会,放纵自己跃跃欲试。这一天,不久之后就来到了我的身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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